重庆：一座暗藏历史切片的城市，未被正式记载的艺术遗迹

重庆：一座暗藏历史切片的城市，未被正式记载的艺术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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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撰稿/张启凯】【编辑/齐超】【本文最初发表于《芭莎艺术》一月号】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历史是人类活动的记录。重庆，即四川美术学院，在中国当代艺术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许多艺术史篇章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艺术史仍然可以被视为理论家以自己的方式书写的主观文本。除了文字之外，半个多世纪以来，重庆这座有着许多隐藏历史片段的奇特城市，至今还保留着一些未被正式记载的艺术遗存。

艺术家张其凯

一

1964年夏天一个炎热的夜晚，我第一次走进哥哥张其举和几个朋友合住的画室。这是一个与那个时代不同的地方。仅有十几平方米的房间里摆满了与艺术相关的东西：桌子上摆放着耶稣和圣母玛利亚的石膏像，散落的素描，墙上挂着几幅灰色调的静物油画。整个房间充满了松节油的刺鼻气味。桌子上整齐地放着一排书：《苔丝》、《天才》、《鸟儿》、《约翰·克里斯托弗》、《金玫瑰》……我不知道这对于一个13岁的孩子来说意味着什么——像我这样的三岁男孩。 。我置身于这样一个迷幻的空间里，身心都在微微颤抖。哥哥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对我说：“我知道你喜欢画画，如果你能认真对待，我就按正规方法训练你！”我点点头，表达了我的坚定决心。

“杂草”展览作品：张其凯《癌症晚期患者》，纸板油画，1979年

于是，奇举给我上了第一课。他向我介绍了俄罗斯巡回画派、意大利文艺复兴和荷兰古典主义的代表作品和艺术家。他告诫我，除了绘画之外，还应该加强阅读，以便在内心建立一个独立的世界，并用它来对抗不相容的世俗生活。虽然我不太明白，但我深受启发，搅动了我模糊未开的心智。

我一直暗自庆幸，那天晚上我有缘在不同时空遇见了这些人类伟大的启蒙者。感谢人文精神，我能够在短时间内确定自己的人生目标。从此，一个迷失的年轻人带着朝圣的虔诚踏上了通往迷茫远方的艺术之旅。

这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案例。与此同时，中国还有很多像我一样的年轻艺术人士也在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

二

两年后，“文化大革命”爆发，整个社会进入一种痴迷的兴奋之中。虽然我一直对艺术很着迷，一点政治热情都没有，但是每天发生的事情还是莫名的让人兴奋。全国都在掀起“三忠四无限”运动，但艺术圈却有自己的一套规矩。尽管画家们争先恐后地用鲜红的色调贴满了城乡所有的墙壁，画满了毛主席的语录和肖像，但他们却暗自着迷于苏联绘画的灰色和户外光线。

此时，重庆的艺术界已经形成了类似于今天艺术界的格局：重庆八区三县的艺术势力相互对立。

1999年，罗中立（左）与张其凯在上海。

然而，位于九龙坡区黄桷坪的四川美术学院，却显得与世隔绝。它隶属于国家高等院校，拥有优厚的条件和特权。但在“文革”期间的几次全国美展中，尤其是在油画领域表现不佳，没有取得什么成绩。 1972年全国美展评选中遭遇全军覆没的命运。不仅是《四川丽人》，就连整个四川省也只有一部作品入选。当时，重庆仍隶属于四川。从这次展览的入选人数来看，这个一亿人口的西南省份简直就是油画贫困地区。要说四川美术学院的最后冲击波在中国掀起巨浪，还得等到20世纪70年代末。

解放碑是重庆的文化商业中心，也是艺术同仁争名夺利的地方。在这里，占据名气制高点的人就是才华横溢的画家孙宏。孙红在重庆合川长大。高中毕业后，他去了重庆主城居住。他对身体关系的天生细腻的观察和表达在那个时代是罕见的。由于没有机会进入专业学校深造，他通过自己的探索掌握了非凡的表现技巧，在深度描绘方面对重庆画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劳动人民文化宫是重庆市艺术创作的核心区域。有资金、有场地、有政策支持，艺术界的各种活动都集中在这里。这里的负责人是有“山城列宾”之称的画家雷祝华。雷祝华，重庆北碚人，自学成才的画家。此人蔑视权威，在整个重庆都是有名的。就连中国八大美术院校之一的四川美术学院，他也不屑一顾。或许是因为他的技艺出众，性格倔强，或者占据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地位，艺术圈人士，无论是专业人士还是业余爱好者，甚至四川美术学院的马一平、杜永桥、魏传一等著名前辈，或者美术家协会的徐匡、吴凡、李焕民等人都对他印象深刻。有礼貌一点。

1982年，中国最大的民间艺术团体“星星”“野草”画派的主要创始人齐聚北京圆明园。前排左起：黄锐、冉龙霞、张仁强、马德胜；后排左起：张其凯、陈燕生。

我曾经在文化宫工作过，和雷祝华一起工作过。 1976年初，风云变幻，全国掀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潮”。为配合主旋律，北京将举办大型艺术展。文化部重要官员荆玉树奉命在全国范围内检查作品评选。这是一个晋升的好机会。我对政治不敏感，很茫然。毕竟，他的天赋极高。雷祝华凭借敏锐的目光，找到了成功的秘诀，连夜赶工创作了一幅大型小品《党委的决议》：画中，一名工人代表在党委后拿着一份政治​​正确的决议。 ，得到了群众铺天盖地的欢呼和支持，而一小群象征着“右倾翻案”的老干部却在作文的右下角灰头土脸地乱窜。

雷卓华利用自己高超的造型能力，先顺着主题玩起了假画把戏。得到了检查组的高度认可，称这是他们在全国见过的最具革命性的作品。 ，完全可以成为社会现实主义的典范。雷竹花激动得不得不跪下感谢，预示着他的野心很快就会实现。随后，他日夜奋战，将这幅作品制成了一幅超大木刻版画，送去展览。北京一些“左”派人士将其视为向“右倾倾覆”分子投掷的炸弹，并下令将其印成小册子，在全国范围内销售。展览前夕，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垮台。雷祝华的艺术作品随着那股政治力量的瓦解而成为历史的尘埃。从此，艺术界再无“山城列宾”。

《野草》展览作品：罗中立《十年画之一》，纸板油画，尺寸不详，1979年

顿时，文化宫的宣传工作来了180度大转弯。除了继续纪念毛主席，丑化“四人帮”也成为画家们的乐趣。

这时，从部队里走了过来一个年轻人。他身强力壮，精神抖擞张奇画家毕业院校，一张朴素的脸泛着红光。他来到我负责的艺术团队，并在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展示了他的作品。这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画家，但他的表现能力仅限于黑白插图。我们正在抓紧制作与毛泽东生平有关的作品，这些作品需要用表现力的油画来完成。这位年轻画家对油性材料并不熟悉，我就耐心地向他介绍了油画材料和工具的使用以及基本技法。在极短的时间内，他奇迹般地掌握了各种油画方法。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确实是一个不平凡的人物。 1977年考入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创办四川画派。他是第一个画伤疤画《为什么》的高晓华。

后来我们成了好朋友，整天聊着未来的见面。

三

在那个年代，读书和思考是一种奢侈。 “文化大革命”期间，几乎所有古今中外的经典书籍和艺术品都被列为违禁品。任何偏离革命方向的胡思乱想，都有被定为“思想犯”的危险。但文化和思想自由的传播不能用单一命令来阻止。在这样严峻的时代，在中国幅员辽阔的大地上，另类思维和阅读无处不在，坚守和传播着人类共同的价值观。重庆各区县都有这样的“团伙”。年轻人经常一起阅读外国画册，互相交流“禁书”，热烈讨论世界的本质。

2000年，相隔15年的尹明善（左）与张其凯在一次画展上重逢。

于是，在重庆七星岗形成了一个以青年画家张任强为首的“边村沙龙”，聚集了一大群艺术爱好者。未来的“野草”艺术展由此而来。我住的枣子兰芽是一条古老而没落但安静优雅的小街。抗战时期，避难京城的文化名人茅盾、巴金、聂华苓等都曾居住于此。七君子领袖沉钧儒、民主联盟主席张兰的公寓也住在这条街上。以我家为中心的一个文化青年聚集的地下沙龙。如今，著名艺术推广人张大兴就住在我楼上。曾经红极一时的“情感教父”江唐、实验诗歌先驱彭一霖、当代艺术家何工、编剧张璐也经常出没于此。无事可做的年轻人聚集在这里，经常无缘无故地彻夜争吵。

沙坪坝区的土湾是当之无愧的。这个国有大型纺织厂所在地位于嘉陵江以南的一个山洼地，面积仅1.3平方公里。这是工人阶级闲逛的地方，但不知从何而来，有如此多的自由主义者、诗人、画家、哲学家、思想家、音乐家和各种各样的舞蹈家。他们的头衔都是自封的，不被社会认可。相反，他们是一群并不危险的“假危险人”。

听说土湾有一位知识渊博的银哥，被很多年轻人视为精神领袖。尹戈就是后来创立力帆集团的尹明善。 1973年秋天，我经朋友推荐去拜访了他。我一进去还没坐下，一群居委会女士不请自来，威胁要检查消防队。根据我们的生存经验，没有人知道我们正在拜访一个受监控的对象。大妈们从头到脚都绷紧了一根名为“阶级斗争”的虚拟弦，充满了敌人情绪，捕风捉影。在尹明善家里，他们并没有发现自己预想的“阶级斗争”新动向，愤然离开。

“野草”展览作品：冯兴平《灵魂》，纸本粉彩，尺寸未知，1979年

当朋友来探望，遇到这种尴尬的情况时，尹弟兄对此表现得很平静。他坐在床边，弯着病弱的身体，悠闲地讲述着自己受委屈后被暗中控制的故事。然后我们开始谈正事。经过多次交流，我们一致认为谈话者头脑聪明，视野开阔。未来，尹哥将称霸中国商界，成为企业文化管理最有影响力的人物。这得益于他广博的知识、丰富的经验和顽强的性格。

后来我从德国回来，尹弟兄来迎接我，罗中立也在场。当大家议论纷纷时，我才知道，尹明善和罗中立的老宅只一墙之隔，可见土湾确实是一个卧虎藏龙之地。罗中立在土湾长大，随父亲学习绘画。文革前，考入四川美术学院附中。受那里风气的影响，他后来成为了典型的土湾文艺青年。附中毕业后，罗中立主动分配到达县，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潜心艺术。但他与重庆艺术界仍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恢复高考后，他考入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三年后，他画出了震惊中国的里程碑式的《父亲》。

另一位土湾人薛明德则更令人惊叹。他曾被公认为中国第一文化疯子。他似乎没有羞耻感。一位朋友长期支持薛明德，但薛明德认为别人对他的慷慨是理所当然的。他经常谈论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友谊。早在1978年，薛明德就在重庆鹅岭公园举办了中国第一次未经审查许可的露天画展。随后，他将展览移至北京西单民主墙，引发世界媒体报道。

四

1979年9月底，在中国美术馆外的铁栏杆上，“星星艺术展”开幕。几乎同一时间，重庆的几位年轻人正在筹备一场类似的活动——“野草画展”。几位主要组织者召开会议并做出了初步分工。张任强负责联络，邓廷亮负责组织，李德宏负责展览空间，我负责观看作品。对于是否允许薛明德参加展览，大家都有不同的看法。邓廷亮表示，应该允许薛明德参加，理由是《野草》是一个公开展览，任何人都有权参加。张任强是主要发起人。他性格内向，默默地判断利弊。我反对。理由是：虽然《野草》的原则是消除审查、允许自由参加展览，但在强调“野性”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它的“同性”。他和我这一代不同，他从来不按道理出牌，无论怎么看，他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疯子。他的勇气令人钦佩，甚至令人恐惧，但他更像是一颗破坏力极强、没有安全机制的炸弹。当时薛明德已经闻名全国。如果参加之后大做文章，《野草》就会立刻变成薛的画展。每个人都同意我的观点。

《野草》展览作品：张任强《热土》，布面油画，尺寸未知，1979年

“野草”艺术展正在有序筹备中。我也开始认真执行会议布置的任务，并前往四川美术学院了解工作准备情况。罗中立、何多苓、程丛林、张晓刚、叶永青、杨千、王川、王海等人虽然还是四川美术学院的学生，但他们已经是相当成熟的艺术家了，其中几位甚至还出演过《官方展览。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功。他们有勇气参加重庆反对派组织的展览。你可以想象“自由”的引力有多么强大。

1980年1月11日，“野草”扇艺术展在重庆沙坪坝公园开幕。由于没有开幕式，从远处看，没有人能猜到黑头为何会移到那里。人们围拢过来，睁大眼睛，缓缓移动。恐惧和新奇感变成了隐藏的内在过程。观众无法抑制自己的血液流动，在爱与恐惧的统一中，体验着这片建国以来从未在这片蛮荒土地上发​​生过的精神事件所带来的强烈的内心反思。

展览的布局很不寻常。为了在有限的墙面空间上营造一种混乱的氛围，我们把画挂得不均匀、密集、凌乱。我们没有按照画的类型来挂，而是按照气氛来摆放。

展会第五天下午，平房停电。那天天气阴沉，雾气弥漫，展厅里漆黑一片，没有灯光。大家都着急了，突然有人想出了一个办法，从商店购买蜡烛，在展厅前点燃，分发给观众。观众手持蜡烛，依次在画前移动。舞动的火焰将人物投射到画上。那些混乱的色彩和暴力的画面，受到火焰的诱惑，即将浮现出来。黑色的空间将人与画压在了一起，烛光映在人的脸上，或明或暗，变幻莫测。跳动的烛光升起、飘浮，仿佛唤醒了人们沉重的灵魂。这种火是从普罗米修斯借来的，在荒野中燃烧。

该展览越来越受到关注，本地的、外地的、全国的……每天都有人联系我们要求参加。胆怯的艺术家受到鼓励，没有参加展览的人们也爬上“杂草”签名板悄悄地添加自己的名字。 《美术》杂志派栗宪庭和张师曾到重庆考察，拍了很多照片，并要求我们补充一批新作品，说是要在《美术》月刊上报道，但由于有变在这种情况下，情况失败了。

后来，我们以“野草”的基本力量为基础，成立了“野草画协会”，并在其宗旨中写下了这样的宣言：“坚持艺术民主，充分尊重艺术家个人创作意愿，将艺术与艺术融为一体”。艺术家以社会公德为先，断然拒绝强权、伪善和邪恶，追求真、善、美的世界。”第二年春天，“星星画展”的两位创始人黄锐和马德胜前往重庆，参加了《野草》，并陪同他们在四川美术学院和重庆讲学。北碚美术馆、西南师范大学所到之处均引起巨大轰动。

五

如今，无论是从人口还是面积来衡量，将重庆列为世界第一大城市都不为过。这是一座两条河流贯穿、山峦叠翠的城市。夏季酷热难耐，河流汹涌，道路起伏。这里有闻名世界的火锅张奇画家毕业院校，有成群的美女，还有勤劳的棒子兵。在许多不平凡的时间点上，重庆都展现出了不平凡的性格特质。它纠结的气质来自于一种非理性的传承，这是产生艺术和诗歌的原始生命冲动。重庆以其众多的艺术家和诗人而闻名。

1980年参加《野草》画展并签名。

随着“'85新潮”的迅速发展，以专业院校为主导的艺术力量迅速边缘化社会。在四川美术学院所在地的黄桷坪，一个新的“江湖”已经悄然出现。以张晓刚、叶永青、刘红、陈为民等川美教师为核心，辛海舟、何森、陈文波、郭进、钟飙、张斌等一批青年艺术家聚集在周围并经常一起讨论艺术。他们根据现场情况、时代潮流和人生理想，自嘲为“黄桷坪美术家协会”。不容小觑的是，在“黄桷坪美术家协会”的辛勤耕耘和指导下，西南美术继1979年四川油画之后才得以延续和发展，不仅凭借自己的创作成就了自己的事业。图像，但他们也如传闻那样，构筑了中国当代艺术世界的半壁江山。

艺术家陈文波

那是一个一去不复返的理想主义时代。人们的一切活动都与利益隔绝，这对于今天的人来说是难以置信的。如今，中国人的文化追求已经被经济软化了。重庆的艺术景观已经几近枯竭，未来很难再填补。 “野草”无法重生，与艺坛轶事一起，沦为逐渐被人们遗忘的段落。被遗忘的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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